晚清有个女子监狱，里面有个“逍遥自在床”，让女犯人受尽折磨

道里监狱：一个女人命运的地狱

你说，人这一辈子，有多少事是自己选的？换个地方，换个名字，命运就真能重来吗？道里监狱的故事，就是这样令人堵得慌——要是生在别处，也许只是一介平凡女子，可偏生赶上那个年月，那座城，还有那些异国掌权人的阴鸷嘴脸，命就变了味，一脚踏近地狱。

哈尔滨，光绪二十七年，不是每个人道里的夜晚都能睡个囫囵觉。俄国人把监狱修得又高又厚，统统只收女人，五湖四海的，大多是清朝女子，还有几个说着日本话、朝鲜话的，有的脸干巴巴，有的眼睛湿得像刚打过雨。关进去那一刻，有的人还在不服气地嚷，有些像是终于认了命，跌进黑暗。不过谁都撑不住太久。这里有种刑罚叫逍遥自在床，听名字像是要给盼头，实际上呀，是地狱路上的一张“鬼床”。

逍遥自在床可不是啥软塌塌棉被窝。四根粗绳，横在房梁上头，像蜘蛛结网。女人被五花大绑，拎在半空里，脚离地，地板上的灰竟像离她好远的另一个世界。最开始是沙俄守卫发明的，他们冷冷盯着你，像在考察牲口的耐力。悬着的身子，不管多硬气，骨头都开始尖叫般地疼，麻木还未及时救急，就被另一种难以说清的羞辱侵袭。

有人问，痛可以忍，丢了隐私怎么办？一屋都是女人，可人心隔肚皮。还有守卫那双冰凉的眼，以及挂在嘴角的那点恶趣味。羞耻感一波波地卷上来，愤怒、委屈，还有那种觉得自己已经不是“人”的绝望，全堆在心头，只能在黑暗里咬牙，巴望早点结束——天知道，这样的“自在”，能撑几刻钟。

时间一久，监狱里的人换来换去。沙俄走了，清廷衙门的人来了，后来日本人也把道里接了过去。刑罚呢？省去了繁琐的纸面更替，还是那一套折磨人的门道。倒霉的是，每次政权轮替，总有人想试试这些“老规矩”。有一年，竟有几个俄国人栽进去尝了“逍遥自在床”快连，旁观的女人脸上都挂着奇异的表情，不知是幸灾乐祸还是旧恨难消。可谁又能为自己讨回公道呢？那些天以后的女人们，进出监房，脚步轻得像怕惊醒窗台上的鬼魂。

讲起这些事，幸存下来的老人总要咳一咳，嘴唇贴着瓷碗叨念一阵。有人说，沙俄人用夹棍，有人记得辣椒水流进眼窝痛得人嚎叫。蜻蜓点水、老虎凳、贴加官……数得过来，受得过吗？道里的空气里，连铁链都敲出了女人的叹息。那种苦，连啃铁锁的小老鼠都不愿接近。

活在道里，外面的人怎么想，其实不太重要了。有人曾试着偷递两句话进来，纸条上写着家里的新米刚蒸熟，有人刚添了孙儿。可监房里头，眨眼间就像被人泼了冷水。老婆婆念左手的小指，年轻点的姑娘咬着嘴唇——不是不想家，不是不想逃，只是，挣不开的东西太多了，绳子是死的，人心也是死的。

偶尔也有人疯了。那种疯，不是嘶吼，不是絮叨，而是当天还在哭，第二天突然安静下来，好像把心收拾进了小箱子。她不肯多说，别人问她死了吗，她就摇头：“不是死，是不想让别人看见我还在痛。”总有某些夜晚，巡逻的守卫走开了，女犯们之间互相贴靠着，只为在身体的热气里找一点残余的人味——你要说高墙之内没有女人之间的小温情，也许真的太绝对了。可温情，有时没能抵住恐惧。

那些年道里监狱成了女人的牢笼。每座铁门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，每根绳索都是命运的脚镣。后来听说日本人有时也把几个俄国人套上床子试试，算是为旧账找些滋味吧。不过，那铁门背后快连，终于没人再细数过多少女人从悬空的绳索上昏死，多少人在羞辱下选择放弃讲话。道里监狱变成了传奇，也变成了诅咒，只要有人提起哈尔滨旧城，就总能听见一两个关于女人如何在“床上”死过一次又一次的故事。

我有时候想，如果那些女人没有进这座监狱快连，会是什么样子？是不是有人本该靠着巷口的老井洗衣服，有人本该在三道街教孩子识字。她们有家，有名字，有不会被摧残的世界。可命运选中了她们，卷进一场大国混战，卷进了沙俄、清廷、日本人的黑箱子。谁又能帮她们选更好的剧本呢？

后来世道变了——再也没听过哈尔滨那角落里有人用“逍遥”来形容绳床了。倒是老人们偶尔在小院里提起那监狱，说得轻描淡写，像是在讲旁人故事。可是每个字里，都是旧伤痕的余温，总让人觉得，这样的苦，不该只留在过去。世上女人太多，还能有多少把命握在自己手里？

那些苦难、羞辱、无力，也许没有谁能同她们共情到底。只有那条逍遥自在床，在历史某个阴影里，悄悄吊着很多女人的名字。我们讲这些，不是为了渲染血腥，而是想问一声：权力和制度替谁撑伞？又有多少人，有过机会避开那个地狱？

风吹过旧城墙，几声叹息随风而去。剩下的，就让时间慢慢磨薄吧——只希望今天的人，再别被套上那种无法落地的绳索了。